中欧文化大不同
2017-11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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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留洋派(Creader.com)专栏作者刘云枫:文化是因比较而存在的。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文化,究竟有何差异呢?

  借用三字经的一句话:性相近、习相远。所谓“性”,就是人性。人性是相同的,也是天生的。习惯和风俗,则相去甚远。

  2010年,我女儿参加其所在高中的中美学生交换项目,于是,家里来了一位美国女孩。不过,她有一副无可置疑的中国面孔。她2岁的时候,被美国妈妈收养。对自己的过去,除了知道出生于武汉之外,一无所知。

  她在美国长大,讲纯正的英语。可她的胃,是中国的。这一点,是她和其他美国人之不同。和她同来的其他同学,初吃中餐,大多不太适应。她却毫无违和感。任何一种中餐,她都喜欢;任何一种中餐,她都没有不适。

  她的行为习惯,则是美国风。她在我家住了一年,我们将她当一家人。就饮食来说,所有的水果、牛奶、饮料、干果、点心等等,她都可以随便取用,不用和谁打招呼。可是,她自己买了牛奶,却径直拿回自己房间,视为自己的东西,而不是全家的。要是一个中国女孩借住在我家,不会这么做的。

  举此一例,绝无褒贬之意。只想说明,人性是一样的,不同是后天的养成。一个中国女孩,在美国长大,她在文化上,就是美国人,而不是中国人了。你说她是中国人,既不符合事实,也是她不能接受的。

  她也为此苦恼。她上街的时候,如果她不说话,旁人就认为她是中国人;可是,她一开口,别人的眼神就变了,认为她是装的,只是演技较好,而已。当然,我知道她是地道的美国人,她的英语发音,和我们以汉语为母语,后来再学习英语之音调,迥然不同。

  中国和欧洲,远隔千山万水,文化迥异,不必大惊小怪。需要关注的是,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,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,而西方文化如彼。

  窃以为,一个重要原因是,历史上,中国是中央集权的、一统的大国,而欧洲是各自为政、互相敌对的多个诸侯国。诸侯国内部,也是互不相属的城邦、公国、庄园和封建领地。中世纪的欧洲,封地建国,贵族从国王获封土地,再将土地转封给骑士,骑士又分包给自己的仆从,逐层分封,建立起以土地为纽带的契约关系。不过,这种关系是不传递的,“我的领主的领主,不是我的领主”,封臣只对其直接领主负责,至于,我的领主的领主是谁? 是英国国王,还是法国国王,和我没关系,我也不关心。

  法国国王出了巴黎,就不是自己地盘了。想在巴黎之外过夜,就要征得地方领主同意,否则,就是越界了。即便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,即便是号称“朕即国家”的路易十四,到了其财政大臣尼古拉斯·富凯的家里,也不由得自惭形秽。富凯的庄园,竟然比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殿,更加豪华,仅仅是喷泉,就有250座。——这是中央集权制下,无法想象的。

  意大利也不统一,境内之威尼斯、佛罗伦萨和热那亚,都是独立的城邦,除了名义上的臣服和缴纳一定的税赋之外,城邦是自治的。城邦有自己的议会、法庭、元首和军队,独立经营,自负盈亏。其中,威尼斯的人口,从五世纪成立威尼斯共和国,到十九世纪放弃自治,成为意大利共和国的一个城市,最繁盛时,也没有超过十万人。

  英国的封建制度,比欧洲大陆更甚。英国的清教徒还把这种各行其是的政治构想,带到了新大陆。新大陆最初的十三个州,一州一国,一州一个公司,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和国民警卫队,也就是军队。联邦军队要想进入一个州,参与州内事务,必须由州政府经议会同意发出邀请,否则,本州人民是不买账的。1776年,美国建国之时,只有280万人口,平均到每一个州,也就20万人。

  这就是说,封建制的欧洲,大体上是小国寡民的。美国早期,几同。与此相对,中国是大一统国家,国土广袤,人口众多。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,中国是开放、无限市场,欧洲是封闭、有限市场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此处之开放无限和封闭有限,都不是数学意义上的,而是经济学上的,同时是相对的。开放、无限市场和封闭、有限市场中,人的行为方式,是截然不同的。

  为什么?封闭、有限市场中,人和人之间,是重复交易的。重复交易的最优选择是诚信,否则,你的欺骗行为很快会被发现,且被圈子所抛弃。正因为此,所有的骗子,都是流动的;包括我们熟知的电信诈骗村,也不会骗本乡本土的。甚至,本县的也不骗。怕的是,一不小心就碰上了。碰上了,欺骗行为就会被揭穿、被追究。

  开放、无限市场,就没这种顾虑了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,一辈子,就见这么一回。任何两个人之间,都是一次性交易。一次性交易的最优选择,必然是欺骗。这不是人的问题,也不是民族的问题。与道德无关,和利益有染。对此,犹太人深有体会,所以,才有了“要把每一次交易,当作最后一次交易的”商业圣经。

  俗语说:见人只说三分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;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说的也是这种现象。因为,被骗得实在太多了,不可不多加小心,由此,才会产生这种尽人皆知的民间智慧。

  西方经济学有一个专有名词:cheating-at-the-end effect,译成中文是末端欺骗效应。也就是,人们在最后一次交易中,更容易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,而选择用欺骗的手段,去满足个人私欲。大陆性地域,构造了一个开放、无限市场,使得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交易,既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久而久之,欺骗和不诚信,就会成为一种文化基因。

  中欧民族心理,盖由此分水。

  换言之,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,是因为其生长在中国这样一个开放、无限的环境中;欧洲人之所以成为欧洲人,也是因为欧洲人生长在“鸡犬相闻不相往来”的封建诸侯国之中。

刘云枫,男,天津大学劣质毕业生,还在北京交通大学混了一个博士。本是自动化专业,可听不了电动机之嗡嗡声,改行写程序;程序写不下去了,转写文章。妄想以科学思维,阐释历史、社会和文化,其实是一场梦。

(留洋派专稿,未经授权请勿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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