魂萦上海滩 -- 绿房子里的故事
2017-12-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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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万维《留洋派》博主木桩1963年的冬天,我家搬进了万航渡路 426弄103号。这栋花园洋房的房主是建筑商,1949 年前去了美国,留下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在中国。花园洋房的四周有很高的水泥围墙,围墙上布满了青苔和长青藤,把围墙染成了绿色,周围的居民给这栋洋房起了个雅名 --- 绿房子。

  我们搬进去之前,绿房子里住着三个人:房东老太太,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;她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在外地工作。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, 工资严重降低,再也无法维持建国西路懿园每月100块房租,只好搬出,另找地方居住。而房东老太要维持一栋花园洋房,开销很大,正想着接纳一家房客,收每月50块的房租,补贴家用,就这样,两得其所,我们搬了进去,租下了花园洋房的二层楼。

  房东老太太是旧式人,大户人家出生的小姐,学问并不高,但很注重礼节和打扮,平时头发梳得溜光,脑勾后一个发结,盘成个横S,我曾经站在老太太身背后,看她如何把一束长发盘拢成一个横S的,结果发现,那个发结是假的,现成做好了的,用发夹左右固定住就是了。老太太穿着斜襟衣服,一排精致的盘花蝴蝶纽扣,别上一串“珠珠花”,那是保姆王妈从菜市场买回来的,白色的,颗颗有黄豆般大小,一排五六个,好香好香 。老太太戴着满口假牙,口齿不清,发音不准,唤大女儿“哀奶”,唤小儿子“屁豆”,后来我搞明白,那是对应着英文名字 “Anna” 和 “Peter”。

  王妈是绿房子里最好的人,有一次我生病了,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王妈拿了些纸片,一个簸箕,坐在小板凳上,边烧纸边喋喋咕咕:“老头子啊,你要钱就跟我来要,别去吓唬小孩子”,说着说着,把纸灰往空中一撒,说,“喏,就这点了,买点香烟老酒,不够了再跟我要”。接着,王妈从厨房里拿来三根毛竹筷,一个碗,碗里放了半碗水, 毛竹筷拧在一起,一只手扶着筷子,竖立在碗中央,另一只手用碗里的水不停地往毛竹筷的顶上浇水,嘴里念念有词,不一会儿,三根毛竹筷竟然竖立在碗的中央,巍然不动,象一柱香。我一边看着,觉得有趣好奇,想试一试。有一天,我如法炮制,悄悄地拿了一个碗,放了半碗水,抓了三根筷子,用碗里的水不停地往筷子上浇, 不一会儿,果然,三根筷子竖立在碗中央了,我瞪着惊讶的眼睛望着自己的杰作,王妈进来了,她看到此景,脸色一沉,压低嗓子,严肃地问我:“你刚才说了些什么?”,然后手一挥,啪,把竖立在碗中央的筷子打翻在地。

  房东家亲戚朋友很多,大人们在客厅里聚会,搓搓麻将,打打桥牌, 喝喝咖啡。男士们点燃了雪茄,女士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新的时装款式。互相称呼英文名字:叫鸡(George),妹累 (Marry),害人(Helen),开瘟(Kevin)。也有些时侯, 绅士淑女牵手行礼,双双起对,蓬差差蓬差差,跳起了交谊舞。留声机里,咿咿呀呀地发出靡靡之音,很好听的,我常常在旁边看,看得出神。

  “屁头”(屁头=彼德=Peter),我叫他舅舅。舅舅很英俊,身高八尺(古人的尺)。舅舅在学校里除了体育课,门门功课不及格,成绩单上经常有些“大鸭蛋”。我自告奋勇地帮助舅舅修改成绩单,我还没上小学,不认识字,但会画图,舅舅知道的,让我做实验。我在零分的左边加个1,右边画个鸭蛋,变成一百分了。任务完成得很好,骗过了老太太的老花眼。舅舅大喜,为了奖励我,把美国寄来的奶油夹心饼干和巧克力偷了出来给我吃,香喷喷的,好吃极了,想再吃,当然也懂得无功不受禄,提醒舅舅,有没有“大鸭蛋”需要我要修改。有一天,老太太要请客人吃点心,打开糖果盒,发现里面的糖果剩下寥寥无几,老太太眼睛一瞪, 我躲在犄角旮旯里,做贼心虚,感到大事不妙,慌忙溜走了。 舅舅也实在不争气,听说他还是留级了,怕娘骂,悄悄地在“留级”前面放个“不”字,变成了“不留级”,这件事不是我干的。

  舅舅本该去新疆的,他不肯去,他说他有关节炎,賴在家里了。让他去里弄生产组,糊糊纸盒,绕绕线圈,他也不愿意,他说,成天和一批大妈混在一起,会变得娘娘腔的,美国人叫 sissy。舅舅是个典型的上海“小开”,上海人叫“克拉”,英文中 classic 的意思。他穿着美国寄来的花衬衫,西装裤子的两道逢烫得笔挺,皮鞋擦得铮亮,梳着飞机头;有时侯用一只眼睛向我眨眨,表示得意;高兴时,两手插在裤袋里,歪的脑袋,眯着眼睛,怂怂肩膀,吹起了口哨,那个样子很迷人,很性感,用现在的语言,那就是酷。会吹哨子的男人很酷,会吹哨子的女人就更酷了,我一直想学口哨,但始终没学会。

  上海人是讲究精致的,穿要穿出个派头,戴要戴出个名堂。他们对发型和鞋子情有独衷。有句街头语:“噱头噱头,噱了一只头,蹩脚蹩脚,蹩了一只脚”。出门时头发一定要搞好,女人不能乱蓬蓬的,男人不能像刺猬似的横七竖八;皮鞋一定要名牌,擦得铮亮。一头一脚,这两样搞定了,其他地方倒是不重要了。穿着衣服看上去不经意,陈旧些的,过时些的,没有关系。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,一条退了色的青布长裙,烫韵的平平整整,一条围巾脖子上一绕,胸前背后挂着,倒反显得儒雅清高,妙就妙在那不经意里带着经意,上海人的“玩世甚恭”,在此可窥见一斑。

  有一天,来了一个穿白色制服,头戴大盖帽的人,据说是派出所来的,那时叫户籍警。我先生在北京出生长大,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,非常好听。他听我绘声绘色地讲这些往事时,说听不懂,因为我的上海式普通话四音不准,户籍警被北京人听成“狐狸精”了。 这个“狐狸精”在客厅里和老太太谈话,他走后,老太太眼圈红红的,像是哭过的样子。又过了些日子,绿房子里又来了几个“狐狸精”,男的女的都有,围拥着舅舅,把他带走了。后来再也没见到舅舅,大人告诉我,舅舅是“流氓阿飞”,被抓进监狱,去劳动改造了。

  “哀奶”(哀奶=安娜=Anna),大人让我叫她寄娘,她是中学里的英文老师。 她曾经给我制作一件连衣裙,照着一本英文杂志上的时装,上身是白色的,连着的裙子则是五彩缤纷的印花布。用这花布的边角零碎部分,剪裁了三个英文字母,是我名字的宿写,缝贴在胸前,别出心裁,不少女孩的妈妈趋之若鹜,学着这款式样给自己的女儿做裙子,上海人很喜欢跟风的。 当时的上海,市面上流行的裙子,不管老的少的,都超过膝盖以下好几寸,说好听,那是保守,说难听,那就是土了。我穿的裙子却很短,盖过三角裤以下四寸,像现在流行的超短裙(mini skirt),那年代这就是“奇装异服”, 同学说我是“小妖精”。现在回上海,看到满街的“小妖精”和“老妖精”,我也从“小妖精”脱变成了“老妖精”。现在开放了,美国流行什么,上海也流行什么,爱怎么穿就怎么穿,美国的“老妖精”比起上海的“老妖精”还差一个数量级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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