辜鸿铭和中西文化比较
2017-12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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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留洋派(creaders.com)专栏作者刘云枫20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,辜鸿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。辜鸿铭之经历和名头,不赘言了。我们看看,他是如何比较中西文化的。在其以英文写成的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书中,辜鸿铭先给“文化比较”立了一个规矩:

  在我看来,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,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如何宏伟,建筑是如何华丽,道路是如何通达;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,仪器、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;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、艺术和科学无关;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,我们应该探求的是人性类型,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。

  这是《中国人的精神》开篇的一段话。我不打算“断章取义”,本意是要把这本书从序言读到后记。可是,看了这一段,我断定后面的文字是中国女人的裹脚布,不看也罢。不妨,分析一下辜先生的逻辑:

  辜鸿铭以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为题,是要和西方比一个高低。说到比拼,每一方必然要把自己的家底亮出来,互相展示、炫耀一番。西方有巍峨的哥特式教堂、屹立的城堡以及像雕塑一样永恒的城市,辜鸿铭说:这不算;欧美有奢华的室内布置、精巧的钟表、花坛喷泉以及突飞猛进的蒸汽机,辜鸿铭说:这也不算。西洋文化诞生了伟大的戏剧、音乐、绘画、舞蹈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民主制度,辜鸿铭说:这些全都不算。

  

“形而上之为道,形而下之为器”,辜先生看来,以上所列,全都是“器”,是细枝末节,是不值得比较的。辜老先生所关心的、有自信的、沾沾自喜的是“中国人的精神”。这种精神是超现实主义的,是悬浮在半空中的“精神热气球”。

  如武林论剑。一方说,比剑要从头儿说起。先看剑的材质;再看剑的锻造技术;第三,看剑的外观和佩饰,是否与剑浑然一体,相映生辉。这三条,是“器”之对抗,是论剑的第一个层次。

  之后,就要比试剑法如何精妙了。双方拔剑出鞘,剑舞银蛇,寒光闪闪,上下翻飞,左右回旋,斜刺重砍,轻挑猛剁,一招一式地互相拆解,分毫之间可见功力。这一层是为“术”。而当势均力敌的两大高手巅峰对决之时,“器”之精良,“术”之奥妙,难分高下,此时,决定胜负的将是两大高手的意志力和精神。

  即:一看器具,二看技术,三看精神。

  不管是否武林中人,此“规则”是没有异议的。可辜鸿铭却说:我和你比剑,一不看剑好坏,二不看剑术,我就和你比精神,看谁的意念能置对方于死地。就像著名的太极大师阎芳一发气,其弟子就弹出去一样。太极神功的气,和辜鸿铭的精神,异曲同工。

  辜鸿铭认为:文明的灵魂、或者说中国人的精神就是男人和女人,尤其是女人,是中国文明的标志。我认为,像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,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——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,即清朝皇太后,因为,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——思想不够率真,过于精明计较,像现代人那样,拥有扭曲了的理智。实际上,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,你必须具备精深、博大和淳朴的特性。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:精深、博大和淳朴。

  一个三千年历史的古国,有若干高贵的女人,没什么稀罕。不过,这样一个高贵的女人,对西方的玩意儿,却十分痴迷—疯狂爱照相,近乎病态地想把自己“高贵”的容颜留给历史,留给她的臣民,让辜鸿铭之辈望之而感激涕零。

  这一点,慈禧老太后比辜鸿铭开明得多,她可没说:我不管西方的照相机如何巧妙,我也不想把我的尊贵容颜翻印到相纸上;我大清王国的每一个臣民心中都有一幅栩栩如生的老佛爷画像,难道还需要照相机这种蛊惑之术吗?慈禧信的是“拿来主义”,照了全中国最多的相片,也不怕相机把她高贵的灵魂勾到西方去。

  可慈禧太后的精神,真是那么美好,美好到值得辜鸿铭为之骄傲和显摆吗?未必。

  皇太后幽居深宫,身边,围绕着一大批非男非女的太监;她没有亲情,权力扭曲了母子之情;在她临死之前,还毒死了光绪皇帝;光绪虽不是她的亲儿子,但也是她亲妹妹的亲儿子啊。她没有友情,至高无上的权威,容不得别人与她无拘无束地交流;她被重重交织的眼光注视着,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空间,这样的女人是最高贵的?这样的女人,精神可嘉?

  养鸟,在一个笼子里,也要成双成对。可是,在皇宫这么一个巨大、封闭的笼子里,整个帝国养了孤零零的一只鸟、一只最为尊贵的鸟。

  辜鸿铭喜欢小脚,赞扬纳妾,嗜好四书五经,迷恋所有沾染中国精神的老古董。辜鸿铭好像有点极端,可是,辜鸿铭绝不是“一个人在战斗”,在这个尚古好古复古的国家,处处洋溢着“儒学复兴”的热情。西装革履的学者,乘着喷气式飞机,听着Mp3,用着PC和Windows,在Google里搜索古老文明的辉煌,然后,在Internet上描绘着中华文化复兴的蓝图。

  但是,辜鸿铭所宣扬的“中国人的精神”,并不被西方人看好。方厚升所著《辜鸿铭与德国》提到,传教士威特(Johannes Witte)不同意辜鸿铭对“中国人的精神”的赞扬,威特指出:辜鸿铭在书中所描绘的一切,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还是现在,都根本没有出现过……辜鸿铭的描述脱离了现实,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中国的理想化。

  社会学家伯姆(Max Hilbedert Beohm)对辜鸿铭推荐的中国传统文化,也表示了异议。他说:最近,又有人把中国的浪漫民族主义,看作摆脱战争的万能灵药,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。没有人会真的相信,这种老旧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我们欧洲未来的一个选项,它在自己的祖国早已腐朽不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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