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大学为什么不评“三好学生”?
2018-02-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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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留洋派(Creader.com)专栏作者 刘云枫:中文版《物种起源》封面之内页上,写着对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的介绍,其中,达尔文的父亲对达尔文之评语,很是糟糕:除了打猎、养狗、抓老鼠以外,无所事事。

  达尔文的父亲都瞧不上达尔文的作风,要在学校,荣获“三好学生”,可能性不大。

  评“三好”,是中国的传统。自我上小学,就有了。不过,我坦白地说,我从来不是“三好学生”,最多是“一好”,也就是成绩优异,一骑绝尘。上了大学,成绩也遥遥落后,堕落为名副其实的“劣质毕业生”。

  即便如此,我也不敢对评“三好生”的制度表示怀疑,同时,对“三好学生”有崇高的敬意,否则,就有“酸葡萄”心态之重大嫌疑。

  2007年开始,我跟随赵晓霞教授,连续三年参与了日本在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调查,走访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和广州的多家日本企业,如丰田汽车、松下电器、雅玛多快递、雅马哈、朝日啤酒、华堂商社、小系照明等,发现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,就是日本企业从来不评先进。

  不评先进,如何激励员工呢?反过来,评先进,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吗?企业评先进,和学校评“三好”,是不是异曲同工呢?大而言之,中国社会有各种“先进”,如劳模、三八红旗手、五一劳动奖章、五四青年奖章等;在教育领域,有重点大学、211、985、重点学科、长江学者、杰出青年学者、学科带头人等等,名目繁多,难以尽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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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到“三好学生”的话题,还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:

  “三好学生”的标准是什么?“三好生”的评选,人尽皆知;但是,其标准的科学性,大可质疑。首先,“德”之量化,如何进行?不量化,就不能和另外两个指标加总,形成一个总分。若量化,某人道德水准换算成一个精确的数值,其实际意义是什么?张三60,李四70,王五79,是不是很滑稽可笑。换言之,将德行数量化,本身就荒谬可笑。

  看一个例子

  住在宾州费城的女士凯特,感恩节之前的一天晚上,在95号高速路上往家赶,却在快到费城的地方车没油了。她只好下车,步行去一个最近的加油站。在那里,她碰到了流浪汉约翰尼,一个每天都坐在那里举著牌子乞讨的人。

  凯特说:他走过来告诉我坐在车里,把锁锁上。几分钟之后,他带回来一个红色的汽油罐。

  原来,约翰尼用他仅有的20美元,给凯特买了罐汽油,让她安全回到了家。

  凯特说:约翰尼没有向我要一美元,我当时兜里也没有现金给他。她决心要做点什么感谢约翰尼。当她得知约翰尼原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退伍老兵,后来,曾当过消防员以及护理人员的时候,就在GoFundMe筹款网站上建立了一个账户,讲了她的经历并为约翰尼募捐。到目前为止,捐款已经达到38万美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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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约翰尼的善举,得到了最好的回报——他实现了自己的两大愿望,买一辆1999年出产的福特牌皮卡汽车,贷款买一套房子,这样,他就再也不用发愁没地方住了,也再也不需要流浪了。人们还为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户,解决他目前的日常花销,直到他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止。

  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——但,我们的关注的是,流浪汉约翰尼的20美元,和凯特的善举,该如何量化呢?换一个场景,约翰尼的20美元,和比尔•盖茨捐出数亿美元支持医学研究,又该如何量化呢?

  “智”之量化,好像没问题,但也经不起追问。林语堂先生说:一门课,得了90分或者60分,能说明什么呢?什么也说明不了。只能说明这份卷子,你得了90分,别人得了60分;换一份卷子,就可能是另一个结果了!任何一个学科的深度和广度,几乎是无限的;以有限测无限,谬矣。据调研,1977年以来,中国的高考状元数以千计,可是,走上社会之后,其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社会预期。这一例子,足以证明,即便是高考状元这样久经考验的成绩,也是不足为凭的,更不要说大学成绩了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美国大学,只给学生一个定性的A、B、C,而不是精确的数值。

  何也?量化本身是不科学的

  再有,学科和学科,专业和专业,课程和课程之间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,甚至是颇为悬殊的。如果唯成绩而论,势必使学生在简单、易得高分的课程上,刷分,而回避那些艰深、枯燥课程的学习。近年来,在素质学习的大旗下,音乐欣赏、电影欣赏、书法、茶道、美食课程,进入大学课堂,并极富人气,果真是大学生素质提高了吗?学生的兴趣、爱好更多元和广泛了吗?非也。原因是,这些课程好刷分。前几日,教育部公布调查结果,各个大学的思想政治课,很受欢迎。对此我深信不疑,为什么?因为,思想政治课多是超级能讲故事的老师,开的。听课,比郭德纲的相声还有意思,还给学分,成绩还不低。你说学生欢喜不欢喜!

  可见,“三好学生”的标准,并不科学

  如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:恰好可以计量的,被当作最重要的。德智体当中,“智”最容易量化,也就被当作最重要的。于是,就出现了一好代三好,唯成绩而论的现象,或言之,多数“三好学生”是“一好学生”,是“纸上谈兵”的高手,若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创新、人际沟通和领导能力,未必最佳。

  之上,仅针对“三好学生”评选中的客观因素,加以分析。要是加上主观因素,考虑到中国人暗箱操作、视规则如无物,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习惯,评选的公正性殊可置疑。公正性得不到保障的评价,意义几何,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时,当我们选出了“三好生”,并给予他们先进的荣誉时,是不是也把“落后”的帽子,扣在了非“三好生”的头上。这就是说,当我们激励了一部分人的热情时,是否也打击了另一部分人呢?激励的,是一小部分人;打击的,是更大一部分人,这样的激励,有意义吗?教育的目的,究竟是“一个也不能少”?发现并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?还是人为地制造“先进”和“落后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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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的能力,天然有别。各自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历,也大有差异。“那些在竞争中,获得优胜的选手,固然值得我们鼓掌;那些落在队列最后、却依然坚持、依然洋溢着快乐的选手,不是更值得我们尊敬和欢呼吗?”胜利者超越的是他人,天赋使然;落后者超越的是自己,精神可嘉。在这个意义上,没有谁是先进者,也没有谁是落后方!

  如果学校不需要“三好学生”,那么,社会也不需要雷锋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,日本和美国,没有雷锋,但其社会的文明程度之高,位居世界前列。反倒在年年学雷锋的国家,民众的道德水准,却日益堪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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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也?如果,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要雷锋做什么?要是每一个人都做不好自己的本分,那有多少雷锋够用呢?所以,一个正常的社会,是不需要先进的,更不需要评先进,比先进更重要的是,尊重和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劳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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