饮食中的中西文化
2018-03-13

   留洋派(Creader.com)专栏作者刘云枫:我写过一篇短文,叫《日本料理中的八项主义》,意在通过饮食分析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。实际上,中国饮食和欧美饮食之文化内涵,也迥然有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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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面,一一道来。

  欧美饮食是功能主义的,以满足人体营养所需为第一。中国饮食,是享乐主义的,以口感、视觉为导向,营养如何,没人关心,也不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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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一个例子,是黑面包。黑面包,营养更全面。黑面包富含维生素B和E,还有大量的纤维素,可,由于麸皮没有去除干净,黑面包粗糙,卖相也不好,呈灰褐色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上小学。小学老师告诉我们,苏联人穷得只能吃黑面包。

  2017年12月下旬,我从乌克兰基辅机场转机,去巴黎。乌克兰航空经济航线供应的便餐,是黑面包夹肉,味道很好。这让我想起了遥远的从前,某国曾经撒的谎。

  谎言有人相信,还是需要一定的生活背景配合的。恰恰,中国人吃馒头,以色白、细腻为上。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正定上高中,获鹿县的同学每星期回家,都从家带大白馒头。且,拿他家的大白馒头,和学校食堂的小黑馒头,作比。欣欣然、自我满足的表情,至今记忆犹新。

  于是,中国人就相信了苏联人吃黑面包的悲惨故事,根本不知道黑面包更有营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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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于功能主义原则,欧美食材之加工,极其简单,甚至不加工。因为,加工并不能增加食物的营养成分,破坏或减少,倒是有的。于是,在欧美,加工越少的食物,越是好食物。在中国,则相反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,或许与孔圣人的名言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”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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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欧美饮食是精确主义的,中国饮食是“差不多”主义的。精确主义是与功能主义相联系的,没有功能主义,就没有精确主义,功能主义是精确主义的前提和基础。一个人,日日劳作,消耗的能量虽然不是固定的,但一定是在一个区间之内的,有下限,也有上限。

  以对饮食管控最为严格的运动员为例,有比赛和没有比赛,消耗的能量有很大差异。没有比赛,只有日常训练,是下限;有高强度的比赛,是上限。每个运动员消耗的能量,在下限和上限之间波动。饮食的功能,就是量出为入,及时补充运动员每日运动所消耗的能量、水分和矿物质。能量以大卡、水分以毫升、矿物质以微克,都有计量,由此,该补充多少,用哪一种食物补充,是肉类、乳制品还是面包、蔬菜,都有一个详尽的表格,精确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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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较起来,中国人的饮食,就自由得多;吃什么、吃多少、补充了哪些营养,都是跟着感觉走,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和实践。如胡适先生所言,中国人在饮食上,也是“差不多”主义的。

  这不是说,欧美每个人都有严格的食谱,而是说,欧美是有这种人和这种倾向的;而在中国,在欧美的饮食观念进入中国之前,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想法和做法。

  中西交流之后,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,由于清政府和欧美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使得大量欧美人进入中国租界,可是,西方人相貌类似,穿着相仿。这对“看人下菜”的中国人来说,是一个难题:如何分别哪一个人是贵族?哪一个是普通人,甚至是下等人呢?

  这是个问题,还是个难题,为此,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奕昕请教传教士丁韪良。丁韪良听了,哈哈大笑,说:这个简单,你看身材吧。瘦子就是贵族,胖子就是乡下人。

  奕昕不解,问何以见得?

  丁韪良回答:贵族之所以为贵族,是严格自律的。其中,就包括饮食,绝不会暴饮暴食。可是,乡下人就不一样了,他们来了中国,一下子遇到这么多廉价、美味的食物,不过三个月,就爆肥了。

  其后,恭亲王奕昕仔细观察,果不其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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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证明,至少在欧美上流社会,对饮食的定量、精确控制,是一种时尚。

  有规则,就有例外——这是德国人的名言,用以给丘吉尔这个例外,做开脱。

  欧美饮食是个人主义的,中国饮食是集体主义的。通俗说法是,中国人吃大锅饭,欧美人吃份饭。大锅饭,是中国特色。蒙古国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和越南,和欧美一样,都是份饭。只有中国人,多人合围,吃大锅饭。我在越南芽庄,看见当地人,为了招待中国游客,有一个临时支起来的圆桌,等中国客人一走,马上就撤掉了。

  份饭的内涵是,每个人都有一份,谁也不能染指他人的,人人均等。大锅饭看似温情,但是,有一个很大的瑕疵,总有人会多吃多占。比如,吃得快的,多吃;比如,有人一下子从锅里把大部分菜,改到自己盆里,等等。

  不难看出,所有提倡和偏好集体主义者,不过是,想从集体的“大锅”里,瓜分他人的劳动果实,也得到了实际好处,而个人主义杜绝了这一企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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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欧美饮食是平等的,中国饮食是差序格局下的礼制表演。欧美人吃饭,一人一份,各吃各的,座位也就无关紧要了。中国人吃饭,围坐在一张圆桌上。本来,圆,是平等的象征,可是,中国人即便坐在圆桌上,也要分个尊卑上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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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和人之不平等,体现在座次上。我没见识过国宴的座次排列,不敢妄议。民间的,见得多了。一个饭局,非要论个主次,特别是山东人,规矩极多,什么主宾副宾,什么左上右下,讲究不少,纯属无聊。

  也体现在谁先动筷子上。一道菜上来,要是主人不动筷子,旁人先动了,就是坏了礼数,是不懂规矩的表现。

  追溯起来,天子吃饭,九鼎八簋,诸侯七鼎六簋,依序递减,到了老百姓,就是“一箪食一瓢饮”了。

  我在武汉参观过曾侯乙墓。曾侯乙墓有一系列和吃喝相关的青铜器,例如豆、缶、鉴以及最早的烧烤架子,每一样都是精工细作,而且,规模巨大,远远超出了一个人所需的尺度。只看这些器具,好像曾侯及其臣僚都是一帮酒肉之徒,太看重吃了。是不是我们的祖先总是吃不饱,所以才“以食为天”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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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问题的答案是,曾侯并不关心“吃”什么以及“吃”的功用,他真正关心的是“吃”的象征意义和“吃”的仪礼。如果只是为了“吃”饱肚子,“一箪食一瓢饮”,或者一鼎一簋,也就够了;可要是通“吃”天下,则没有“九鼎八簋”,不足以服人、不足以吓唬人。也就是说,曾侯不是好“吃”,而是好“吃”所代表的权力,而是好“天下”——中国文化的所有,都是权力的装饰品,这一切,都以“礼制”明示,“礼仪之邦”,尽出于此。

  欧美饮食只解决肚子问题,中国饮食,还有一大功能是治病,因为,中国人相信,药食同源。于是,中国就衍生出了一大批养生产品,比如,药酒、药膳、冬季进补之类的。倒霉的是珍稀动物,比如老虎、蛇、蜈蚣、穿山甲、鹿茸等,中国人除了直接吃肉之外,还用虎骨、蛇皮泡酒,据说疗效奇好。凡是喜好杯中物的,要是家里没有几瓶陈年药酒,就不好意思在圈内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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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更神奇的是,即便是寻常之物,有时在中医大家的点化之下,也能化平凡为神奇,焕发出不可思议的要用价值。比如绿豆,据说有排毒功能。人之所以生病,归根结底是体内沉积了大量毒素;要是毒素能及时排出体外,人就会百病不侵。病从口入,病也能因为包治百病的绿豆汤,而排出体外。

  于是,绿豆汤在原有的清热解暑之上,增加了清理肌体内毒素的功能,一时间,身价倍增。大街小巷,无不在痛饮绿豆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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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食物之药用功能,是西方食物所没有的。

  西方也进补,不过,绝对不是通过食物,而是通过药物。比如,缺了维生素,就来几瓶维他命;缺钙,就吃钙片;呼吸不畅,氧气跟不上,就来个氧气袋。断不会弄一碗山药枸杞八宝粥,然后告诉你说,这是补气的。

  这或许是中国饮食博大精深之处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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