留洋派（Creader.com）专栏作者刘云枫：中国自有中国的特色，城市也不例外。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代表之一、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.韦伯，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点，判定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。 对此，中国学者以及中国老百姓，一万个不答应，并斩钉截铁地回应：要是按照中国古代城市的标准划分，古代西欧也没有城市。

　　中国人的城市标准是：人口、面积以及人口密度，这样看，中国历史上，不乏人口过百万、面积达数平方公里，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描绘的景象一样的、熙熙攘攘的城市。以韦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标准是：自发、自由和自治——以非数量标准，分析城市的发生和发展。需要申明的是，“自发自由和自治”之提出，知识产权属于我。韦伯等西方人，只是有那么个意思，完整清楚的表达，是我首创。

　　自发——描述一个城市产生的最初动力，是经济性的？还是政治性的？西方的城市，是由于人们的逐利行为自发形成的，由发生、发展直至繁荣，都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。自由——描述一个城市中的人及其经济行为的自由程度。西方早期的城市，是自由民的天堂，是普遍处于庄园制下的农奴的“收容所”。一个农奴，只要逃离庄园，并在城市中生活一定期限，他就自由了。庄园主没有权利去城里随便抓人。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民，人人平等，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自治——城市是独立的，他们自己管自己，既不是国王的属地，也不是教皇的领地。政治上独立，最高权力机构是市议会；经济上独立，自收自支；军事上独立，城市有自己的军队，他们捍卫城市的主权并保障市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。换言之，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王国。

　　中国城市，不然。估计有些“坚持原则”的学者，能找出相反的证据，即：中国也有极少极少的城市，是由当地人民自发建设起来的，是以“发展经济为中心”的，等等。例如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，但是，没有上面的“御批”，景德镇就算给皇帝老儿拼死拼活地烧造瓷器，满城烧烤烟熏火燎，也不过混了一个“镇”的牌位。再者，任何一个中国城市，都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方面的独立，无论军事、政治、经济，皆然。

　　不管，学者们如何“坚持原则”。有一个汉字，却实话实说。这就是“衙”门的“衙”——我厌恶中国所有的衙门，但酷爱“衙”这个字。因为，它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——城市是围绕衙门修建起来的，所以，“衙门”一定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，一定是城市中最辉煌雄伟的建筑。再伟大的城市，也只是衙门的附庸。当衙门不存在了，改朝换代了，迁都了，曾经的辉煌，都将突然死亡。

　　《吴越春秋》说：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居民”。但是，“君”不可能是光棍一条，要是光棍一条，早饿死他了。为了伺候他、让他过舒舒服服和“有尊严”的生活，各行各业的人，就被召集来了。一个单一政治化的城市，迅速演化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，而且，一切都是“有步骤按计划”进行的。《管子.大匡》说：“凡仕者近宫、不仕与耕者近门，工商近市”。公务员、为皇帝和诸侯服务的人，住在靠近宫殿的地方；种地的，住在城门附近；手工业者和商人，住在市场附近。

　　所有住在城里的人，叫国人；住在城外的，叫野人或鄙人——“鄙”，城郭之外也，鄙人用于自谦，即由此而来。国人的地位，高于野人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因为，和君王相比，他们也只是附属物，国人存在的意义，仅在于为国君更好地服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国人和野人，彼此彼此。

　　颜回是孔子的大弟子，是国人，住在城里，可是他一样自食其力。《庄子.让王篇》中记载：“孔子谓颜回曰：……(此处略去若干字),家贫居卑，胡不仕乎？颜回对曰，不愿仕。回有国外之田五十亩，足以给菜粥，国内之田四十亩，足以为丝麻。”

　　孔子和颜回说，我教你那么多学问，你也不去找个正经工作，比如去衙门当个差什么的。颜回说，老师，我不愿意当官，更不愿意去伺候那些混账王八蛋。我在城外，有五十亩地，种粮种菜，够了；城内有四十亩地，种桑植麻，养蚕抽丝，也够我穿了。

　　颜回，代表着大多数以农为业的国人的生活模式。早晨，他们从城里出发，奔赴自己远离国外的耕地；傍晚，劳碌了一天，他们又匆匆返回自己在城里的家。如果是一个人口数万的城市，晨昏之间，早出晚归的人流，绝不亚于在通县和CBD之间奔波的白领。只是改变了一下方向，而已。颜回若在今天，是否会感叹似曾相识呢？

　　“吾”在衙门中间，衙门就要对称；衙门在城市中间，城市就要对称。否则，何以显得“吾”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呢？所以，中国的城市，都是经过“科学规划”和“严密设计”的。其中，以都城为最；都城，以北京为最。三横三竖，笔直的街道，威严的城门，围棋格式的街坊、高耸的角楼和厚不可测的城墙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等各路神仙，护卫着这座千年古城。北京城的魅力，一言难尽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一望无际平坦如镜的平地上，横平竖直地划几个道道，掘沟为壕，筑土为墙，这种事情，也太初级了。二里头遗址如此，考古学家们这样评价二里头：“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、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，表明：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”。殷墟如此，汉唐长安、两宋洛阳与开封，与明清之北京，都是一路。都是经过缜密规划的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城，都是横平竖直、都是棋盘式、都是中轴线对称，究竟是中国人的想象力、创造力有限呢？还是这种城市格局最简单、最容易实行，也最符合“衙门”处在城市最中心的儒家礼仪呢？

　　至于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，纯属虚构；至于，左宗右庙前天后地，实属臆造——我非常理解北京城设计者之苦心——要是你，设计了这么一座一目了然的城市，僵硬的线条，死板的对称，既无曲径通幽，又无山重水复；既无“水火（烧柴）之便”，又无“粮草之利”，该怎么向你的主子交待啊。怎么办？只能在玄虚的、不可验证的“神话”上做文章。说什么，“虎踞龙盘、江山永固”之类的梦话。这个梦话，符合皇帝的想法，皇帝也就认了，于是，北京城的设计者和皇帝合伙骗天下人。现在，中国人合起伙来，骗外国人。因为，中国人不愿意承认，自己精心设计的都城，居然是小孩子练字的方格本。

　　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迁都，到崇祯皇帝十七年（1644年）吊死煤山，223年之间，来自北方的敌军，曾经十一次兵临城下，两次破城而入。此时，为北京看家护院的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”，怎么一个也没显灵啊？保佑江山社稷世世代代无穷尽也的“天地神位”，怎么也没见发威呢？解释只有一个，哄人而已。

　　每一个地区，都围绕着一个城市；每一个城市，都围绕着一个衙门；每一个衙门，都围绕着一个“吾”；正如“衙”之构成，“街道在两旁，衙门在中央；人民列四方，老爷坐中堂”。紫禁城是总衙门，其他城市是总衙门分支机构所在地。金銮殿上那位，就是总衙门中的那个“吾”。可见，衙门存在的目的，不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而是为了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的“吾”。雍正皇帝昏了头，连这点道理也没整明白，拿什么“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”来欺骗老百姓。居然，有人为此感动；居然在300年之后，有作家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为其歌功颂德，可悲可怜可耻。

　　中国历史上，城市是为衙门建造的，衙门是为“吾”设计的，为了总衙门里那个“吾”，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北京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把皇宫包围起来，以抵御外敌和北方的严寒，好让“天子”在人民的怀抱里好好睡觉。由此观察，北京人不过是陪皇帝睡觉的人。由此看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皇宫一定要建在城市的中心；由此，也就不难解释，为什么政府外迁的计划，几乎总是流产。

　　一切尽在“衙”门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