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城:以衙门为中心
2018-03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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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留洋派(Creader.com)专栏作者刘云枫中国自有中国的特色,城市也不例外。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代表之一、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.韦伯,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点,判定: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。 对此,中国学者以及中国老百姓,一万个不答应,并斩钉截铁地回应:要是按照中国古代城市的标准划分,古代西欧也没有城市。

  中国人的城市标准是:人口、面积以及人口密度,这样看,中国历史上,不乏人口过百万、面积达数平方公里,和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描绘的景象一样的、熙熙攘攘的城市。以韦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标准是:自发、自由和自治——以非数量标准,分析城市的发生和发展。需要申明的是,“自发自由和自治”之提出,知识产权属于我。韦伯等西方人,只是有那么个意思,完整清楚的表达,是我首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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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发——描述一个城市产生的最初动力,是经济性的?还是政治性的?西方的城市,是由于人们的逐利行为自发形成的,由发生、发展直至繁荣,都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。自由——描述一个城市中的人及其经济行为的自由程度。西方早期的城市,是自由民的天堂,是普遍处于庄园制下的农奴的“收容所”。一个农奴,只要逃离庄园,并在城市中生活一定期限,他就自由了。庄园主没有权利去城里随便抓人。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民,人人平等,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,走到一起来了。自治——城市是独立的,他们自己管自己,既不是国王的属地,也不是教皇的领地。政治上独立,最高权力机构是市议会;经济上独立,自收自支;军事上独立,城市有自己的军队,他们捍卫城市的主权并保障市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。换言之,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王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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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城市,不然。估计有些“坚持原则”的学者,能找出相反的证据,即:中国也有极少极少的城市,是由当地人民自发建设起来的,是以“发展经济为中心”的,等等。例如汉口佛山景德镇朱仙镇,但是,没有上面的“御批”,景德镇就算给皇帝老儿拼死拼活地烧造瓷器,满城烧烤烟熏火燎,也不过混了一个“镇”的牌位。再者,任何一个中国城市,都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方面的独立,无论军事、政治、经济,皆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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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管,学者们如何“坚持原则”。有一个汉字,却实话实说。这就是“衙”门的“衙”——我厌恶中国所有的衙门,但酷爱“衙”这个字。因为,它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——城市是围绕衙门修建起来的,所以,“衙门”一定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,一定是城市中最辉煌雄伟的建筑。再伟大的城市,也只是衙门的附庸。当衙门不存在了,改朝换代了,迁都了,曾经的辉煌,都将突然死亡。

  《吴越春秋》说:“筑城以卫君,造郭以居民”。但是,“君”不可能是光棍一条,要是光棍一条,早饿死他了。为了伺候他、让他过舒舒服服和“有尊严”的生活,各行各业的人,就被召集来了。一个单一政治化的城市,迅速演化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,而且,一切都是“有步骤按计划”进行的。《管子.大匡》说:“凡仕者近宫、不仕与耕者近门,工商近市”。公务员、为皇帝和诸侯服务的人,住在靠近宫殿的地方;种地的,住在城门附近;手工业者和商人,住在市场附近。

  所有住在城里的人,叫国人;住在城外的,叫野人或鄙人——“鄙”,城郭之外也,鄙人用于自谦,即由此而来。国人的地位,高于野人,但也仅此而已。因为,和君王相比,他们也只是附属物,国人存在的意义,仅在于为国君更好地服务。在这个意义上,国人和野人,彼此彼此。

  颜回是孔子的大弟子,是国人,住在城里,可是他一样自食其力。《庄子.让王篇》中记载:“孔子谓颜回曰:……(此处略去若干字),家贫居卑,胡不仕乎?颜回对曰,不愿仕。回有国外之田五十亩,足以给菜粥,国内之田四十亩,足以为丝麻。”

  孔子和颜回说,我教你那么多学问,你也不去找个正经工作,比如去衙门当个差什么的。颜回说,老师,我不愿意当官,更不愿意去伺候那些混账王八蛋。我在城外,有五十亩地,种粮种菜,够了;城内有四十亩地,种桑植麻,养蚕抽丝,也够我穿了。

  颜回,代表着大多数以农为业的国人的生活模式。早晨,他们从城里出发,奔赴自己远离国外的耕地;傍晚,劳碌了一天,他们又匆匆返回自己在城里的家。如果是一个人口数万的城市,晨昏之间,早出晚归的人流,绝不亚于在通县和CBD之间奔波的白领。只是改变了一下方向,而已。颜回若在今天,是否会感叹似曾相识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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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吾”在衙门中间,衙门就要对称;衙门在城市中间,城市就要对称。否则,何以显得“吾”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呢?所以,中国的城市,都是经过“科学规划”和“严密设计”的。其中,以都城为最;都城,以北京为最。三横三竖,笔直的街道,威严的城门,围棋格式的街坊、高耸的角楼和厚不可测的城墙,左青龙右白虎,前朱雀后玄武等各路神仙,护卫着这座千年古城。北京城的魅力,一言难尽。

  事实上,在一望无际平坦如镜的平地上,横平竖直地划几个道道,掘沟为壕,筑土为墙,这种事情,也太初级了。二里头遗址如此,考古学家们这样评价二里头:“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、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,表明: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”。殷墟如此,汉唐长安、两宋洛阳与开封,与明清之北京,都是一路。都是经过缜密规划的、布局严整的大型都城,都是横平竖直、都是棋盘式、都是中轴线对称,究竟是中国人的想象力、创造力有限呢?还是这种城市格局最简单、最容易实行,也最符合“衙门”处在城市最中心的儒家礼仪呢?

  至于,青龙白虎朱雀玄武,纯属虚构;至于,左宗右庙前天后地,实属臆造——我非常理解北京城设计者之苦心——要是你,设计了这么一座一目了然的城市,僵硬的线条,死板的对称,既无曲径通幽,又无山重水复;既无“水火(烧柴)之便”,又无“粮草之利”,该怎么向你的主子交待啊。怎么办?只能在玄虚的、不可验证的“神话”上做文章。说什么,“虎踞龙盘、江山永固”之类的梦话。这个梦话,符合皇帝的想法,皇帝也就认了,于是,北京城的设计者和皇帝合伙骗天下人。现在,中国人合起伙来,骗外国人。因为,中国人不愿意承认,自己精心设计的都城,居然是小孩子练字的方格本。

  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迁都,到崇祯皇帝十七年(1644年)吊死煤山,223年之间,来自北方的敌军,曾经十一次兵临城下,两次破城而入。此时,为北京看家护院的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”,怎么一个也没显灵啊?保佑江山社稷世世代代无穷尽也的“天地神位”,怎么也没见发威呢?解释只有一个,哄人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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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一个地区,都围绕着一个城市;每一个城市,都围绕着一个衙门;每一个衙门,都围绕着一个“吾”;正如“衙”之构成,“街道在两旁,衙门在中央;人民列四方,老爷坐中堂”。紫禁城是总衙门,其他城市是总衙门分支机构所在地。金銮殿上那位,就是总衙门中的那个“吾”。可见,衙门存在的目的,不是“为人民服务”,而是为了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的“吾”。雍正皇帝昏了头,连这点道理也没整明白,拿什么“故以一人治天下,不以天下奉一人”来欺骗老百姓。居然,有人为此感动;居然在300年之后,有作家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为其歌功颂德,可悲可怜可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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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历史上,城市是为衙门建造的,衙门是为“吾”设计的,为了总衙门里那个“吾”,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北京,里三层外三层,把皇宫包围起来,以抵御外敌和北方的严寒,好让“天子”在人民的怀抱里好好睡觉。由此观察,北京人不过是陪皇帝睡觉的人。由此看,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皇宫一定要建在城市的中心;由此,也就不难解释,为什么政府外迁的计划,几乎总是流产。

  一切尽在“衙”门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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